1968-1969，第二次暴力高峰来得更猛烈，更有组织有系统文革期间教师群体所遭遇的暴力，有两次高峰。第一次即前述1966年夏天由“老红卫兵”和“官办红卫兵”为主体掀起的针对教师的集体暴力。第二次迫害高峰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也更长，但了解者却并不多。

“不是所有教授、教师一个也不好，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革就是清理他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缘自高层对文革愈演愈烈的武斗现象的一个基本判断。1967年12月18日，在同阿尔巴尼亚外宾谈话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武斗）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毛泽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武斗是“反动势力”操纵的结果，不好判断。但在1968年，面对武斗失控，毛泽东曾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讲话。譬如6月21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毛泽东甚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过去我们留下了一批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所谓“这次 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显然并非由衷之言。文革的初衷，是针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非是为清理“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但文革进行到1968年，欲破者已破，欲立者未立，亟需想办法收场，此种论调显然是为收场服务。更早一些时候，196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谈话时，已明确将文革基本性质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换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这种转换，究竟是出于策略（与党内高级干部和解），还是发自肺腑，自可见仁见智（事实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所打击的对象，仍包括大量省部级在职高官，换言之，虽然叫法不同，但“打倒走资派”和“清理阶级队伍”，在内容上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一句“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对教师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又将面临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正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 冲及主编）所总结的那样：

“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 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详细]

陕西高校教师 53.6%被立案审查；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占到了全省教授总数的12%“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造成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体会：据 1969年4月统计，安徽全省揪出各类“叛徒”、“特务”、“坏人”43万余人；浙江全省被关押揪斗者10万余人，被逼致死者9198人；山东清理出 11.36万各类“叛徒”、“特务”、“坏人”；从1968年5月到10月，吉林挖出“阶级敌人”9万余人……

具体到教师群体， 据1980年11月5日高检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汁，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 142000余人。卫生部直属1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仅陕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审查”的教师就达 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河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46000余人，约占全省教职工总数的20%。“文革”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则占到了全省教授总数的12%。中小学教师也横遭迫害。天津市区中小学教职员被审查的有3756人，占市区中小学教职员工 总数的33.13%。市内6个区被审查的对象中有35%的人被关进“牛棚”，有23%的人被批斗。四川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者达31193 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开除的有4866人。

再以南京大学为例。该校在江苏文革动乱最剧烈的1966-1967年 间，没有人因为遭到群众批斗致死，也没有人在武斗冲突中死亡。但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 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象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285个专案组，办专案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对象141人， 定案41人。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但因为种种原因，对教师的迫害程度远甚于1966年夏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反倒有逐渐被人遗忘的趋势。

高层权力斗争是作为“死老虎”的教师群体屡屡在运动中被波及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自反右运动以来，全国绝大部分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实际上已经是“死老虎”。对现行政治，尤其是教育改革，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样一个沉默的群体，之所以仍屡屡被卷入政治运动，成为被整肃的对象，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之外，其身为高层权力斗争的一粒棋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南京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为 例，据董国强教授分析，“清队”不但“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还为当时执掌江苏大权的许世友“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同时还“为南大校内‘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正因为三方力量“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才得以在南大“轰轰烈烈地开展”。

    再如，围绕着对文革爆发前17年教育战线的功过问题，张春桥等人和周恩来也曾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角力，角力的动机当然不在于教育改革本身该怎样搞，而在于：作为文革新贵的张春桥等人，需要通过彻底否定文革前教育战线的成就，来打击周恩来等务实派的政治地位，因为文革前 17年的教育工作，正是周恩来等务实派主抓的。这种高层角力的结果，必将直接影响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教师的人生命运。张春桥坚持认为：文革前17年的教育 战线，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占领过，“不要说‘彻头彻尾’（没占领过），说百分之九十九（没占领过）好不好！”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开始，上海代表即发难称：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周恩来则强调：“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 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张春桥则反称“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这场角力最终以张春桥一派获胜告终，会后刊布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宣称：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此，张春桥所谓的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恨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的论调，也就有了政策支持，教师群体的境遇，再次雪上加霜。其他如黄帅事件、考教授事件、白卷事件，无一不与高层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无一不对教师群体的境遇影响甚深。…[详细]

    结语

    反思历史，忏悔历史，不但要知其然，还须知其所以然。文革期间教师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已为世人所熟知，是可谓“知其然”；但这些苦难的具体发生逻辑，却至今迷雾重重，仍“不知其所以然”，专题所述，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