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后：
在大量的著作权类案件中，我们发现，很多提起版权侵权诉讼的并非创作者，而是获得授权的公司，诉以获利是他们唯一目的，面对体系健全、业务熟练的专业维权团队，被诉企业几乎无力招架，只能赔钱了事。
可观的营利背后，是版权诉讼的频发。2020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涉网图片类著作权案件调研报告》显示，该院成立不到两年，便受理案件6.4万余件，其中，著作权类案件占比高达77%。
大规模的维权需要甚至还催生了上游分门别类的全网检测生意，一些小型科技公司开发出了针对音乐、图像、视频、文本、软件代码等检测系统。
审查宽松，“谁的图都能是我的”
2019年，阳先生因被起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被传唤。原告是一图片公司。理由是，阳先生在其微信公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他们的配图，该公司遂诉请法院判赔1万元。
原告公司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北京市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阳先生使用图片是在2016年，而原告公司登记版权日期是在2018年，登记的创作完成日期和首次发表/出版/制作日期是2012年。
巧的是，这位阳先生正是一名律师，且算是知识产权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他立刻将涉案图片以他母亲向某某的名义，在湖南版权局进行了登记。创作时间填写得比原告公司的还早7年。
据其描述，整个登记过程，版权机构没有作任何情况的实质审查。
阳先生成功以母亲的名义登记版权，获得证书
接着，“两极反转”的场面出现了——阳先生向法院提出反诉，被告成了那家图片公司，他们必须拿出证据来证实自己是该作品的真正创作人。
而后，这家图片公司就撤诉了。
案例背后：
据澎湃新闻，根据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登记过程中，多地版权机构除了对作品是否为申请人本人创作不作审查外，对作品的创作完成日期、首次发表日期等，均不作任何审查，由申请人自行填写。
这就导致，即使不是作品的真正创作人，也可能成功登记版权。而作品的创作日期和发布日期也有作假的空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看来，目前作品登记审查标准过低、审查过于“形式”，才是导致恶意、冒名登记猖獗的原因。
打时间差，先“养鱼”后“收网”
今年11月，福建一单位因在微信号中使用他人版权图片被告，对方1张图便要价1万元。
与上一件阳先生的案例相似，这次的被告是在2016年使用的图片，而这张图片是在2022年才登记版权的，登记版权时填写的创作时间是2015年，而被告取证时间是2022年。
应诉方事后表示：“从时间差来看，这更像是一次‘钓鱼’。”
案例背后：
民法典侵犯著作权诉讼的时效是3年，而这3年是从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之日开始计算的。这中间就有“空子”可钻——“知道被侵权的时间”是可以人为“做手脚的”。
因为存在“发生侵权后很久，被侵权人才发现自己被侵权，并进行取证”的情况，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取证的时间可等同于“知道被侵权的时间”。
然而，真正“知道被侵权的时间”却无从核证，这就导致一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对方早就知道自己被侵权了，只是故意在前期不主张赔偿，而是等相关图片开始在网上泛滥，才开始“收网”。
新黄河新闻客户端就曾披露，“勒索式维权”的套路往往是：
1、下套
或低价购买国外开放版权图片的国内授权，或联系创作人获得授权，然后将此图片放到网上，故意不打水印、不写来源，让人误以为是开放版权图片，任由搜索引擎抓取。
2、养肥
当有人下载无水印图片时，就走进了一场十面埋伏之阵。“设伏者”利用基于爬虫技术开发的系统，持续追踪图片的使用情况，全网搜索，自动识别对比，生成用户报告，保存侵权证据，智能程度恐怖如斯。“放长线钓大鱼，养肥了再杀”，待侵权人积少成多时，他们便磨刀霍霍准备割韭菜。
3、勒索
精准获客之后便是法务部寄送律师函，主张赔偿漫天要价，威胁侵权人要么打官司要么购买包年套餐，到这一步实现版权变现。
一张图二次要价，“吃相难看”
2021年11月，福建一媒体因为在微信文章中使用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54张图片，被版权人要求赔付6.5万元。
然而，2022年10月14日，又一家公司把这家媒体告了，原因是该媒体使用了其享有著作权的9张图片，该公司要求媒体支付1万元。
然而，该媒体经核对发现，这9张图中，有8张图都是包含在此前赔付的那54张图中。也就是说，在版权人已经向该媒体索赔后，获得版权人授权的这家公司又来“二次要价”。
案例背后：
上述案件的应诉法务人员告诉记者，媒体发布的新闻大部分属于公益性质，可供读者免费阅读，不存在盈利目的，且该媒体使用疑似开放版权的图片时，都会在文章末尾写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侵权等问题，请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一旦接到相关联系，他们便会补付稿费、补充署名，甚至删除相关内容消除影响。
然而，每次等来的都是气势汹汹的代理公司，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诉以获利。“同张图片，拿到版权代理了就来‘二次要价’，这吃相未免有些难看了。”该案应诉法务人员说。
跨国倒腾图片，增加复核难度
日前，一图片分销公司（国内，下称A公司）声称自己具有美国某图片供应商（下称B公司）在中国唯一授权的代理权。而C公司（国内）使用了B公司的图片，A公司便以“维权”之名，将C公司告上了法庭。
戏剧化的是，被告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现，A公司伪造了《授权书》的中文译本，将来自该美国B公司英文版“授权及确认书”故意错译，将本属于加拿大某公司图像展示销售及许可权利变成了该美国B公司的权利，而且凭空多了一个“版权”。
再加上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授权书》的真实性及有效性，A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没有涉案图像的著作权证明文件。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背后：
在图片著作权案件中，个别公司想方设法获得国外图片的版权，来告国内的企业或个人，这种“跨国”的心眼儿，无形间增加了相关证据的复核难度。
试想，如果被告上法庭的，是独自应诉的企业或个人，在知道自己使用的图片确实来源不明时，大部分人多少有些心虚。对方找上门来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又写得很清楚，很多人不想惹麻烦，便没有仔细复核对方究竟有没有版权，而是选择花钱消灾、息事宁人。于是，这种模式几乎“一本万利”。
开口就是天价，获利是唯一目的
2020年，贵州某公司使用了一组作品，被福建省长汀县一名作者和深圳市某公司告上法庭，并被要求赔偿7万元。
最终，法院判定原告诉请的数额过高，被告仅需要支付4500元赔偿金。
从7万元变为4500元，可见其“开口价”的水分有多少。
案例背后：
记者从一名有长期应诉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员处获悉，近年来，这些被侵权图片的身价“水涨船高”，有的公司“开口便是天价”，一张图片要价1万元的比比皆是，反而走诉讼的渠道可以“便宜许多”。
根据知识产权诉讼费标准，不超过1万元的诉讼标的，每个标的缴纳50元诉讼费。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用最低起诉费要求了顶格赔偿。这也是批量维权公司常见的诉讼手段。
区别于这些被授权的公司
真正的创作人身处怎样的环境？
据和讯网报道，一方面，以诉讼盈利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小众个人原创作品得不到有效保护，维权成本高企。
据北京晚报报道，此前在视觉中国版权风波之下，就有摄影师公开质疑称，视觉中国在上游压低克扣签约摄影师的分成，最低分成仅2.5元钱每张，在下游“维权式销售”，一张图片能索赔多少摄影师并不清楚。
这些公司
究竟是“版权卫士”
还是“版权流氓” “版权刺客”？
法院维护知识产权的出发点本是善意的
但针对如今市场上存在的恶性现象
就没有更好的整治方式吗？
早在2018年，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就发微博，批评国内某公司的商业模式：开发了一个系统，有组织地大规模搜索未授权疏忽使用他们图片的各种企业，然后漫天开价，不接受删除，直接索取天价赔偿。
张颖在文末愤慨表示，“等着吧，总有一天……”但四年过去，这种商业模式更加“成熟”，并且遍地开花。
2022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全国法院对大量收购版权进而“维权”的行为，应加大对实体权利基础的审查，防止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发生。
福建声音
著作权固然要保护
但"维权碰瓷"不可纵容
在2020年福建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陈雨农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打击版权行业“勒索式维权”行为，促进版权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在2022年福州两会上，福州市政协委员苏柏华也带来了《关于打击版权行业“勒索式维权”行为 促进版权业健康发展》的提案及思考。
陈雨农是福建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省拍卖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省高院监督员，长期以来对司法案件尤为关注。在他看来，版权维权的商业化活动中，各种不正常的诉讼现象不断出现，已经偏离著作权法保护版权的初衷，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法治生态环境，给社会发展、信息化发展造成困扰。
陈雨农在调研中发现，有图片公司曾就同一组图片，几乎同一时间对同一城市的十几家侵权公司密集发起索赔。“维权”大户普遍存在“维权—诉讼—和解—签约”的维权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备受争议，已经形成一种乱象。这些图片公司往往还与律师形成了这样的默契：事先不支付律师费，索赔成功后，企业、律师间再就所获赔偿金进行分成。这样的维权方式甚至诱导一些受利益诱惑的律师参与其中，助长了版权维权的畸形生态。
陈雨农建议省高院尽快出台版权侵权裁量指导性意见，要充分考量作品的类型、独创性程度、侵权人的属性、侵权人的主观程度、侵权人使用作品的具体方式、侵权行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作品本身的许可使用费等各种因素酌定赔偿，做到个案公平，甚至对公益属性的使用应当免赔。
同时，他还建议省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部门等行政机关要加强监管力度，针对“碰瓷”维权行为要进行重点监管和集中整治，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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