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吉县，入汛后最大流量的黄河壶口瀑布。（新华社 吕桂明 /图）
一条黄河，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却成了那些贪污蛀虫们的“摇钱树”。
晚清从太平天国运动再到捻军，从列强的入侵再到赔款割地，其财政收入再不像早期那般富裕阔绰。治河，再不像过去那般，动辄出手上千万两了。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清朝官员是如何发洪水财的。
民间谚语云，农历六月正是行雨季。此时的南北各地，大雨暴雨不时会光顾。暑天行雨季节，现代社会考验的是城市的排涝设施是否完备；而在古代社会，行雨季节考验的是河堤是否牢固。
尤其是黄河，这条几乎年年决口的大河，更是年年考验着沿河的治理情况。治理黄河就要花钱，当国家拨款，各地方官就有从中捞取好处的空隙可钻。清代黄河的治理，相比于前朝，更是弊端丛生。
清王朝对于黄河的关注，不可谓不重视。满清政权刚刚入关，顺治元年（1644），就设立了河道总督，专门管理黄河河务。
但是，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清代黄河水患更加严重。上游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就会产生，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到下游河道，慢慢高过两岸地面，就造成黄河决溢改道。那时的人们没有环保观念，治理黄河，也只是哪里决口了，赶紧堵住哪里。如此一来，治河就是被动等着它决口，然后再把它堵上。
清朝中前期，朝廷财政富裕，一年收入大约有五千万两以上白银。正是因为有钱，所以在拨款治河时，朝廷也很大方，每次黄河发生大的决口，动辄就会拿出上千万两的银子来治理。面对白花花的银子，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之风盛行。清朝虽然叫“清”，可那时代的官员们却都很“浊”。
“而不肖官吏继之渐生恶习，遂因以舞其诈而纵其贪。昏聩骄奢，灾喜事，钻营把持，溪壑无厌”。
河防官员为了能够多捞银子，甚至会期望黄河年年决口。不过朝廷也不是傻子，为了杜绝河务中的贪污营私之风，朝廷规定，每次黄河决口，堵口耗费的钱粮，朝廷只拿出六成的钱，其余的四成，各级河防官员自己掏钱。朝廷的初衷，原本是希望河防官员尽职，只要黄河不决口，朝廷财政以及河防官员都不必出钱。
然而，治河只是被动堵口子，中上游水土流失问题不解决，河防官员哪怕亲自赤膊上阵，黄河还是会决口的。更何况，各级河防官员为了规避朝廷的治河政策，为了不掏钱，每次黄河决口后，都会谎报灾情。你千万别以为灾情报小了，恰恰相反，每次他们都把灾情大大的上报。这样一来，不但河防官员不必掏钱，还能从朝廷的治河拨款中捞上一笔。
比如乾隆三十九年的八月份，黄河清江浦老坝口河段决口了。当时的河道总督吴嗣爵算了算，打算花五十万两，限期五十天堵上决口。恰好当时有一个河务官员叫郭大昌，他认为这个方案水分太大，坚决不让吴嗣爵上报朝廷。结果证明郭大昌是对的，后来只用了十一万两银子，花了二十天时间就把口子堵上了。
虽然郭大昌堵上了吴嗣爵这个“贪污的口子”，但就像黄河到处决口一样，堵住这边，那边又决口了。虚报灾情，渐渐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报越大。我们来看一组乾隆嘉庆年间的治理黄河拨款数据。
乾隆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岗决口用银2000多万两
嘉庆十三、十四年，南河修堤堵口费用4000多万两。
嘉庆二十四年，黄河马营决口，耗银1200万两。
动辄上千万两，连嘉庆都认为是河务官员在虚报：“河工连年妄用帑银三千余万两，谓无弊窦，其谁信也？”
作为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黄河小浪底大坝出水口的两条排沙洞开闸放水。（新华社记者 王颂/图）
朝廷原本拨付的上千万治河救灾款，被贪污成风的官僚们大肆挥霍着。历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写道：
“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僚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
而受灾地区呢，每次黄河决口，都是洪水横流，庐舍为虚，舟行陆地，人畜漂流。而且水灾发生之后，蝗灾便接踵而至。因为黄河流经的地方，经常会形成大面积的洼地和水滩，有利于蝗虫的滋生。所以每次黄河决口的地方，都会形成赤地和饿殍，逃荒逃难的人络绎不绝，那景象惨不忍睹。
一条黄河，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却成了那些贪污蛀虫们的“摇钱树”。
这种被动、敷衍的治河局面，一直持续到1855年。咸丰五年的六月份，咆哮的黄河在如今的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黄河水不再向东南，而是一路向东北山东方向奔腾而去。这次决口，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黄河南流的历史，黄河水再次从山东省境内入海。铜瓦厢决口不但是黄河再次改道北流的分水岭，也是晚清无力治理黄河的分水岭。
晚清从太平天国运动再到捻军，从列强的入侵再到赔款割地，其财政收入再不像早期那般富裕阔绰。治河，再不像过去那般，动辄出手上千万两了。根据《再行水金鉴》记载：
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间每年用银6万两。
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每年用银40万两。
光绪二十四年至光绪三十年每年用银70万两。
光绪三十一年用银170万两。
因为财政困难，还经常少拨或者延迟拨付。比如光绪十六年，山东巡抚奏请拨款2800多万两用以治河，朝廷一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别看拨款少了，但是贪污照常。之前贪污，好歹还有钱治河；现在钱都进了蛀虫们的腰包，那可就真没钱可治了。怎么办？玩忽职守和偷工减料呗。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黄河水几乎年年决口。有资料显示，晚晴黄河改道山东的57年间，有38年决口的情况，占比达到67%。
难怪当时有民谣：提调提调，胡闹胡闹，大汛一来，不照不照，见了委员，照料照料，见了哨官，做埽做埽。（清时的河务官员，有七人负责，承防、分防、营官、哨官、提调、会办、总办）
“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魏源发出质问的时候，清王朝已经是苟延残喘了。一直到清朝被推翻民国来临，黄河水也没能彻底治理好。而民国年间不断的战乱，治河更是变得遥遥无期。
对沿河的百姓而言，每一次治河希望的落空，接踵而至的往往是逃荒甚至死亡。无尽的苦难伴随着黄河的决口轮回着，被河水冲刷而下不但是真金白银，更多的是血肉模糊的生命。每决口一次，就会对当政者失望一次。
回过头再看清朝的治河成绩，从经费的监管使用，再到治理方式是否合理正确，以及河道官员们有没有尽职尽责，每一个关键点都存在漏洞。虽然两百多年耗费的银两数以亿计，但却没有一点效果。一部分钱进了贪污犯的腰包，剩下的钱也没能真正治理好黄河，该决口还是决口，这才真叫打了水漂了！毕竟皇权时代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
现在正是夏雨季节，前车之鉴尚在呢。
